持之以恒抓落实

在这种状况下，俄罗斯仍坚持废止死刑，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按照这一制度，国家权力也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具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的区分，分别由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行使，但与三权分立有原则区别的是，中国的行政和司法必须对立法负责，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前几年，一些学者将国有体制的弊端错位到国有制本身，进而要求改变国家所有制，影响了改革思路的正确性，我们应当引以为鉴。

同样，现行司法制度也不能完全制约党政部门的权力。根据我的研究，政策法和法律并存，将是中国今后较长时期的现实的法制状态。同时，改革和发展是在既有的体制条件下进行的，既有体制既是改革的对象，也是改革和发展的社会载体。承包和租赁虽然有一定的成效，但暴露出来的问题足以说明，这些措施无法解决现行国有体制的根本弊端即行政力量直接控制国有经济的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始从宪法走向现实生活。

由于党政部门的行政权力已伸展到立法的领域，其制定的政策就有了被提升为政策法的可能和需要，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与党政部门和个人的意志无关。按照现代的一般观念，法律应该是立法的产物。特别是在我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实行政治领导，这种领导必须以政治权力作为合法性基础。

①根据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精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依法提出了相关议案。监察权启动的是对包括各级人大机关干部在内的廉政监督权，其启动并不一定以监察对象存在违法行为为前提。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权，只针对各种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要审查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工作常规，确保助长贪污的工作方法或程序得以修正及应任何人要求给予防贪意见，以减小发生贪污的可能性。

以承担任务的形式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力，这是我国宪法设置国家机关的基本组织原则，也是国家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获得宪法地位的形式标志。目前，学术界主张把监察委员会完全纳入国家权力体制的观点，大多是从保障人权角度出发的。

再次，监察权不同于检察权。参见侯兆晓：《监察委是行政监察的全面升级》，《民主与法制》2017年第2期。监察委员会从反腐败角度入手，通过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监察权，对人大和一府两院中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以及参照公职人员管理的人员的廉洁状况进行合法性监督。英国1906年《反腐败法》将反腐败覆盖的范围从公共机构工作人员扩大到公共机构，1916年《防止腐败法》将公共机构的范围扩大到一切地方性、公共性机构。

对于这种监察权，不能用以往任何现成的监察权理论来进行简单的归纳和分类，而要结合党的执政实践及反腐败工作的要求予以精心设计。这一点在我国香港地区警察人员不得行使与普通公民同等程度的基本权利，以及廉政机构可以对公务人员涉嫌职务违法和犯罪的行为采取特别程序进行调查等制度(13)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和充分。监察结果为检察机关通过司法程序作出相关决定提供依据。再次，监察委员会行使的监察权具有独立性，有着比较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制度基础。

抓住了关键少数，就能保证党的执政理念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就能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检察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行使专门的法律监督权和检察权，对涉嫌犯罪的行为具有审查批捕、提起公诉或抗诉等权力，着重解决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作者简介：莫纪宏，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在部分意义上被国家化，是监察权在制度的笼子里合理运行的重要特征。

参见郝铁川：《监察委员会设立的法理透视》，《法制日报》2017年1月20日。因此，如果要从制度上明确监察权的性质，那么，它属于一种执政党的执政权与国家机构的国家治理权相混合的产物，是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创造的一种执政方式。内容提要：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共同实现反腐败的制度目标，由此必然产生二者共同行使监察权的问题。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权力制约的观念。也就是说，即使从人民主权原则出发，人民行使权力的方式也不可能完全国家化宪法化。其次，监察权不属于行政权的范围(19)。

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党的领导是写进现行《宪法》序言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目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主张把监察委员会作为与一府两院完全平行的机构置于人大监督体制之下。

这个问题直接决定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方向以及共产党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制度框架。在我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享有全面的政治领导权、决策指挥权、监督权和问责权。

因此，从权力性质来看，对干部队伍的廉洁状况进行监督的监察权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权的重要内容。(11)上述人员都是掌握一定公权力的人员，属于党管干部原则约束的范围，故监察委员会并没有涉及对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廉政状况的监督，没有将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廉政要求强加于普通民众。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因其特殊身份及所掌握的公权力，必须受到比普通公民更多的权利限制。(20)参见侯兆晓：《监察委是行政监察的全面升级》，《民主与法制》2017年第2期。从汉代的监御史九条刺史六条(14)，到清代的钦定台规都察院则例十察法等(15)，监察方面的法律不断完善。二、党管干部原则是中国特色监察权的理论基础 监察制度在我国起源于周朝，形成于秦汉时期，隋唐时期臻于完备，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

监察委员会并没有改变国家权力体系中法律监督权的结构，而是通过抓住党员干部及在国家机关中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廉政建设这条主线来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体系中各国家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人事监督权，从而构成反腐败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反腐败机制的运行效率。顺治年间强化御史监察职权，制定十察法，明确了巡按监察的法律权限。

这类观点把监察委员会所行使的监察权强行纳入国家权力体系之中④，并配以种种制度限制，似乎只有监察权的性质完全国家化才能真正赋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合法性。中国特色监察权通过管住人来促进机关作风转变，通过一般性监督为司法机关有效行使司法监督权奠定基础，有效排除各种来自权力因素的干扰，及时揭露违法犯罪行为及其危害性，从制度源头保证掌握公权力的人真正敬畏权力、慎用权力，最大限度地将公权力行使者的行为纳入廉洁政治的轨道，从而实现执政党反对各种腐败现象、建设廉洁政治的治国理政目标。

也就是说，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并不影响检察机关行使对各种职务犯罪的审查批捕和起诉权。当然，由于监察权所规范的对象涉及党务系统以外的公职人员，所以监察权如果不能具有国家权力的某些功能，就无法在国家体制中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

从法律的本质特征来看，宪法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根本大法有着完整的价值基础，宪法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形态而存在，其本身是一种价值法和政治法，其规范性与一个国家占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力量之间不可能产生完全符合的逻辑上的一致关系。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体育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第二，党虽然不直接行使国家权力，但对一些重要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事项必须亲力亲为，以此确保执政根基稳固。四、中国特色监察权是党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正当性基础 当前，学术界存在的将监察权完全国家化的观点(21)，是从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体系的性质出发得出的简单推论。

监察权与检察权完全可以相互配合、相互衔接，共同发挥对公权力的监督作用。⑩2015年全国查办的征地拆迁、医药卫生、生态环保、扶贫救灾等民生领域腐败犯罪案件涉案32132人，其中非党人员占45％，同比上升3.3％，暴露出非党公务员的纪律约束存在空白地带。

(15)钦定台规都察院则例初修于清朝乾隆时期。解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面临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真正需要关注的是监察委员会依据法律可以采取的限制监察对象人身权利和自由的措施的法律边界在哪里，而不是从源头上彻底否定监察委员会可以依法采取必要的反腐败举措。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方式上注重对同盟者和民主党派等一切积极力量的统战工作，建立了制度完备、功能齐全的政治协商制度和人民参与制度。监察权进入国家权力体系并不是要代替国家权力体系中监督权的权能，只不过是利用监察权的政治权力属性，从制度上解决现有国家权力体系中监督权的权威不足的问题。